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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案情
李昕军和张海龙二人于2006年3月设立太一热力公司,李昕军出资65%,张海龙出资35%。太一热力公司章程第27条第4款规定:“公司从当年税后利润中弥补上一年度亏损、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后所余利润,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2006年10月,太一热力公司以90万余元的价格受让取得庆阳市某市政建设用地。2007年4月,李昕军、张海龙分别向太一工贸公司和居立门业公司出让二人所持有的全部上述股权,李昕军、张海龙分别为太一工贸公司和居立门业公司的全资股东(根据判决书上下文推断,事实认定部分未注明)。
2009年9月,庆阳市政府决定对太一热力公司全部资产(除少部分未实际开发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外)进行整体收购,会议纪要记载收购价款共计1.02亿余元(除7000万元由市财政一次性给付外,还包括太一热力公司截至当年8月底已收取的供热费3200万余元),后经证据证明政府实际支付收购价款6761万元,其余以市财政实际支付收购款时太一热力公司已收取的供热费进行抵扣。经司法审计,该项目工程费用3400余万元。除抵扣上述项目工程费用与其余小额损耗外,政府收购价款均属太一热力公司收益。后李昕军未经公司股东会决策,将太一热力有限公司5600万余元资产转入其所控制的兴盛建安公司。
2013年,居立门业公司起诉太一热力公司和李昕军,诉请太一热力公司对盈余的7000余万元现金和盈余土地向居立门业公司进行分配;并诉请李昕军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此外,太一工贸公司还曾于2013年1月起诉太一热力公司、第三人居立门业公司,提起公司解散之诉,后于2014年12月15日被法院裁定准许撤回起诉。
二、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太一热力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居立门业公司享有按照其在太一热力公司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的权利,太一热力公司应当依法向股东居立门业公司分配利润,且应当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应当分配利润在资金占用期间产生的利息。李昕军作为太一热力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法》及太一热力公司章程规定,未经公司股东会决策同意,将资产转让所得款项中5600万余元转入其所控制的兴盛建安公司,且将公司盈余土地变更登记在其所控制的其他公司名下,属于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应当就上述应分配利润和利息承担赔偿责任。
二审法院认可本案符合公司强制盈余分配的条件,虽然公司未形成分红决议,但基于大股东滥用其权利损害小股东实体权益的事实,仍应当通过司法手段强制公司向股东分配利润,且李昕军就此应与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但强制分配利润的具体数额应当扣除可能涉及案外人实体权益的部分。此外,关于是否应当一并向股东支付盈余分配款利息,二审法院认为,在司法干预的公司强制盈余分配的情况下,由于公司股东会未作出盈余分配决议,因此公司与股东之间未形成具体的债权债务关系,且即使此次不对利息一并进行分配,利息也将纳入公司财产范围,不会损害股东权益。因此,公司不应向居立门业公司支付盈余分配款利息。
三、案例评析
(一)对本案争议焦点的分析
1.本案是否符合公司强制盈余分配的条件?
本案的首要争议焦点即在于法院是否应当适用公司强制盈余分配制度,强制太一热力公司向其股东居立门业公司进行盈余分配。
从理论上讲,公司是否向股东分配利润、如何分配利润,本质上属于股东基于对公司未来经营的商业判断以及股东在近期利益与远期利益之间进行衡量的结果,是股东之间通过磋商达成合意的体现。因此,如果假设全体股东均理性诚信,则公司盈余分配应当完全属于股东意思自治的范畴,只明晰法理但对商业逻辑知之甚少的法官并不享有干预公司利润分配的正当性基础和判断能力。因此,除公司股东会已经明确作出利润分配决议但公司仍不按照决议向股东分配利润的情形外,法院在一般情形下不能直接超越公司决策机制作出强制公司分配利润的判决。但是,资产收益权本是公司股东的应有权利,对公司基于自治原则作出的不分红决议的尊重建立在公司股东会决策机制合理公正的基础之上,如果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一方面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拒绝小股东分红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凭借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通过关联交易转移公司资产变相实现大股东独享公司利润的目的,那么就有必要赋予司法机关强制分配公司盈余的权力,以实现对公司自治失灵的纠正和对小股东资产收益权的救济。因此,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15条特设但书条款,针对上述情形引入了公司强制盈余分配规则,明确即使在股东会未就具体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的情况下,如存在部分股东滥用股东权利造成公司不分配利润,且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资产收益权受损的股东有权请求法院强制公司向其分配利润。
但是,如上所述,公司强制盈余分配制度的适用涉及到司法介入权与公司自治权之间的边界衡量,因此必须要对《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15条但书条款规定的公司强制盈余分配条件加以严格把握,以避免公司自治的基本原则被司法权力任意突破。因此,判断本案是否符合公司强制盈余分配的条件,就应当根据案情对案件是否具备以下三要件逐一进行具体分析。
(1)公司具有可供分配的盈余利润
公司分配利润不能与公司资本维持原则相违背,盈余分配不能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债务清偿能力或导致公司债务清偿能力显著降低。《公司法》第210条规定,公司在分配利润前必须先缴纳税款、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如利润仍有剩余才可向股东进行分配。具体到本案中,根据一审法院委托司法审计的结论,太一热力公司清算净收益为7597万余元,即使扣除双方存有争议的部分款项,公司仍有巨额利润可供分配,因此太一热力公司具备司法强制盈余分配的足额利润条件。
(2)公司的部分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并且滥权股东的行为与公司不分配利润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现代公司作为“资合性”与“人合性”的统一体,在公司章程无特别规定或股东特殊约定的情况下,在包括公司具体利润分配方案的重大事项上一般遵循资本多数决的表决原则,因此如果公司大股东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会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作出不进行分红的表决意见,股东会由此作出不进行分红的决议,那么上述合法合规的股东会决议就应属有效,法院自无对此予以干预的正当性基础,而对于反对不分红决议的股东则可根据《公司法》第89条的规定,通过请求公司以合理的价格回购其股份的方式实现救济。因此,《公司法解释四》第15条规定的滥用股东权利应当理解为股东利用其对公司管理的控制或支配地位,违反法律或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实现对公司正常利润分配秩序的破坏,并由此导致了公司股东会本应作出的盈余分配决议未能正常作出。而公司盈余分配决议的作出是股东行使知情权、表决权等共益性权利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相关义务的统一体,股东行使权利不能超越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内部管理制度,不能干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披露财务会计报告、召集主持股东会、提出盈余分配提案等法定或章程规定的义务。如公司大股东通过指示其所委派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施违背上述义务的行为,进而导致公司盈余分配决议无法正常作出,则应当属于对股东权利的滥用。
具体到本案中,李昕军不仅是太一热力公司控股股东太一工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本人也同时在系争公司太一热力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因此,基于李昕军本人的双重身份,李昕军在指示太一工贸公司行使股东权利的同时,不得违反其本人作为太一热力公司执行董事所应当履行的相应义务。换言之,就公司盈余分配事项而言,李昕军仅能通过指示太一工贸公司在股东会上参与表决的方式参与太一热力公司是否分配利润的决策,而不能跳过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会表决程序,直接凭借其本人担任公司执行董事的权力便利对该事项横加干涉。但是,李昕军一方面不履行召集主持股东会的董事义务,致使太一热力公司长期以来无法作出股东会决议,另一方面拒不向股东会披露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直接导致公司盈余分配决议因公司财务状况不明而无法正常作出,因此本案应当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致使公司未正常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3)滥权股东造成的公司不分配利润的行为结果给其他股东造成了损害
首先,滥权股东行为对其他股东造成的损害不能仅是因未披露相关财务信息而对股东知情权的损害,而应当是对股东所享有的财产利益的损害。原因在于股东知情权的损害救济自应通过股东知情权之诉解决,而公司强制利润分配制度的救济方式为分配利润,其与股东知情权受损的损害相比明显不成比例。
其次,单纯的利益并不能为法律所保护,只有法定权利或权益才能获得法律上的肯定性评价。在股东会已经作出有效的盈余分配决议时,股东对公司即享有已生效的债权,如滥权股东的行为导致公司未能按照决议规定向股东分配利润,则其行为构成对其他股东债权的损害。但是,在适用公司强制盈余分配制度的情况下,公司股东会尚未作出关于具体盈余分配方案的决议,所以此时股东对公司并未享有有关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任何法定权利,因而在此种情况下如何解释《公司法解释四》第15条规定的滥权股东“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构成要件就成为实践中颇有争议的问题。对此,有观点认为在无股东会盈余分配决议的情况下,滥权股东的行为因阻碍了其他股东享有的关于公司分配利润的期待权转化为完整状态的权利,因而构成对其他股东期待权的损害。期待权的典型体现是《民法典》第159条规定的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拟制成就制度,而该制度适用的前提是存在一项已做出的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因而期待权的核心要义是在出现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当事人对附着于民事法律行为之上的某种即将取得的权利享有高度确定的先行地位。换言之,法律上所保护的期待权应当是具有相当可预期性和可保障性的期待性利益,而不是一厢情愿的期待。但是,与《民法典》第159条的适用情形并不相同的是,在公司强制盈余分配制度的情形下,因公司尚无作出任何附条件的股东会分红决议,公司的盈余资金除用于分配利润外也可用于扩充生产经营或计入公积金储备,因而并不能武断地认为公司股东在任何情形下均能形成对公司行将分配利润的合理期待。因此,虽然通过类推适用期待权理论解释“股东所受损失”具有一定可行性,但关键仍在于根据个案情况分析股东是否有充足的理由能够对公司分红形成合理信赖。
如前所述,股东对公司享有普遍意义上的资产收益权,其投资设立公司的核心目的在于追求利益汇报,而股东资产收益的实现方式无外乎两种:除可通过获得公司分红而直接获得短期现实收益外,股东还可通过将公司盈余用于充实公司资本、扩大产业规模、增加现金流量的方式,以改善公司生产经营,进而使公司估值得以提升,股东因而也可获得股权增值部分产生的长期收益。从公司营利和股东逐利的本质目的而言,上述两种资产收益方式属于非此即彼、必择其一的关系。因此,如公司存有盈余,且利润并未用于改善公司生产经营以使股东获得长期收益时,股东自然应对直接获取公司分红产生具体且明确的合理期待。具体到本案中,太一热力公司的巨额盈余利润并未用于本公司业务经营和长远发展,反而被公司实控人李昕军向其他公司转移,作为公司股东的居立门业公司并未获得任何因公司盈余而产生的诸如股权增值、预期利益增加等长期收益,自然应对太一热力公司直接向其分配现实红利享有合理期待。因此,本案中滥权股东的行为侵害了其他股东对公司盈余分配的期待性权利,因而存在对公司其他股东的现实损害。
综上所述,本案符合公司强制盈余分配制度适用的三项条件,太一热力公司应当向其股东居立门业公司分配利润。
2.强制盈余分配时是否应当向股东支付盈余款利息?
本案的另一争议焦点在于太一热力公司除应当向其股东居立门业公司分配利润外,是否还应当就迟延分配利润期间产生的资金占用成本向居立门业公司支付相应利息。对此,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的观点明显不同,前者认为太一热力公司应当按照同期LPR利率向居立门业公司支付其占用应分配利润所产生的相应利息,但并未对此加以论证。而二审法院则对此持相反观点,原因是:首先,在公司强制盈余分配的情况下,因缺乏公司股东会作出的关于具体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因而在司法强制分红的判决生效前,股东与公司间并不存在具体的债权债务关系,因而本案中太一热力公司不承担向股东给付盈余占用款项所产生利息的义务;其次,太一热力公司实控人向其关联公司挪用公司盈余资金用于放贷,系太一热力公司与关联公司如何给付利息的问题,公司股东无权据此主张分配盈余款利息;最后,如不向股东一并分配盈余利息,则相应款项仍归属于公司盈余分配后的财产,并不损害股东利益,因而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的上述判决予以纠正。
对此,就本案而言,笔者与一审法院持相同观点,即司法强制盈余分配的范围应当包括公司占用盈余款项期间所产生的相应利息,具体理由有三:
其一,以欠缺股东会分红决议,股东对公司不享有具体债权请求权为由不计算盈余款占用期间所产生的利息,本质上混淆了两类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中股东得以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实质要件。如前所述,《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15条本质上是以公司是否仍存在正常的利润分配秩序为标准将公司盈余分配纠纷分为两类:当正常的公司利润分配秩序尚存,判断是否应当支持股东利润分配请求的实质要件在于股东会是否作出利润分配决议;而当公司利润分配秩序已被破坏,法院以《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15条但书为依据支持强制分配公司盈余诉讼请求的实质条件是公司的部分股东滥用股东权利造成公司不分配利润并因此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害。换言之,在公司强制盈余分配纠纷这一特殊情况下,股东请求公司分红的权利基础来源于其股东权利受损的事实,而不再是正常利润分配秩序下的股东会盈余分配决议。因而在公司强制盈余分配诉讼中,股东会分红决议的欠缺已不应属于法院判断股东是否对公司享有权利基础的考虑因素。进一步而言,在公司利润分配秩序被滥权股东行为破坏,并造成其他股东权利受损之时起,受损股东即已符合《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15条但书所规定的要件事实,得以通过诉讼方式向公司请求分配利润。在相关诉讼进行过程中,公司占用盈余款项所获利息已无法律上的正当性,受损股东理应依据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要求公司在分配利润的同时一并返还盈余款利息。因此,法院作出的公司强制盈余分配判决应当理解为是对股东基于上述法律事实对公司享有的利润分配请求权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确认,而不能认为在股东权利受损事实发生后、判决生效前股东对公司不享有权利基础,进而错误否认股东诉请公司支付盈余款利息的正当性。
其二,本案中太一热力公司实控人向其关联公司挪用公司盈余资金用于放贷,确实意味着太一热力公司享有请求实控人关联公司向其支付利息的权利,但并不妨碍公司股东基于前述利润分配请求权和相应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要求公司支付盈余款利息。股东举证证明上述案件事实的目的并非意图直接代公司对实控人向外转移的盈余款利息行使归入权,而是在于证明公司确实因不当占用盈余款项获得了相应的利息收入,一方面证明公司具备构成不当得利的获利要件,另一方面证明了公司具备向股东支付盈余款利息的资本基础,并不会因此损害公司资本稳定。因此,二审法院系错误理解了原告举证证明公司放贷事实的证明目的,因而以股东非适格权利主体为由驳回其请求公司支付盈余款利息的诉讼请求并不适当。
其三,在太一热力公司已处于非正常经营状态的背景下,在公司强制盈余分配判决中一并明确公司向股东支付盈余款利息,能够一次性实现对公司资产的合理分配,进而有助于便利双方当事人后续自行协商解散注销案涉公司,避免因原被告对公司剩余资产分配无法达成一致产生额外诉累。一方面,因公司实控人李昕军长期排斥作为公司小股东的居立门业公司参与股东会决议,且不履行通知召集股东会的董事义务,导致公司多年来无法正常作出股东会决议,居立门业公司因此已另行提起公司强制解散之诉。另一方面,自2009年9月庆阳市政府整体收购太一热力公司绝大部分资产后,该公司一直未从事任何经营活动。由此可见,太一热力公司已无继续存续经营的可能,在本次诉讼终了后解散并注销是案涉公司的可预见结局。但是,如法院未能在该案件判决中一并将盈余款利息纳入司法强制盈余分配的范围,则该盈余款利息虽名为太一热力公司所有,但实际上仍将被公司实控人李昕军实际占有。出于对其个人利益的考量,公司实控人势必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阻碍股东会解散决议的作出和公司清算程序的正常进行,不仅将阻碍居立门业公司实现其对盈余款利息的公司剩余财产分配权,也将导致居立门业公司只能寄希望于通过继续向法院另行提起公司强制解散之诉、申请公司强制清算程序等额外司法程序实现其股东权利。考虑到上述诉讼与非讼程序的复杂性和当前法院的案件积压压力,结合双方当事人已然反目成仇,难以一同配合司法程序顺利推进的个案现实情况,势必导致公司主体消灭的进程遥遥无期,徒耗司法成本的同时导致居立门业公司难以在短期内获得现实救济,不利于实现案结事了的司法目标。
综上所述,本案中太一热力公司应当一并向居立门业公司支付其占用盈余款期间产生的相应利息。
(二)以公司业务性质考量强制盈余分配纠纷的裁判路径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揭示了当前公司强制盈余分配纠纷中常见司法裁判观点的不足。长期以来,基于学理上对股东具体利润分配请求权和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的认识,司法裁判上普遍以有无股东会分配利润决议作为判断是否支持股东盈余分配请求的标准。《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虽然在此基础之上加入了司法强制盈余分配制度,但该制度仍属上述裁判路径的个别例外,从《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14条、第15条规定的公司盈余分配纠纷的两类情况上看,其无疑实现了对上述两分法裁判观点的进一步强化。从理论上而言,基于对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具体与抽象形态的区分实现对公司盈余分配纠纷的类型化裁判本是合理的,但面对纷繁复杂的商业实践,此种具有一定普适性的裁判思路也往往存在力所不逮之处。如将上述裁判思路机械化地作为解决公司盈余分配纠纷的唯一答案,就势必会与本案中的二审法院相类似,在不考量案件具体事实情况的情况下,将上述基于权利二分法的裁判观点扩大适用于盈余款利息分配等相关问题上,进而难以实现实质性化解公司盈余分配纠纷的最终司法目的。
正如前文所言,之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审慎通过司法介入的方式实现对公司盈余的强制分配,其核心原因在于对公司意思自治的尊重。对于绝大多数公司而言,基于公司长期存续、持续经营的性质,在处置公司利润时,股东往往面临着将其投入生产以获取长期收益,或者直接分红以收取短期利益的抉择,而对于此种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势必应当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作出。在此种情况下,司法权自然应对股东会决议所代表的公司意志给予更高限度的尊重,因而不宜任意干预公司盈余分配安排。但是,当股东设立公司时的目的就在于完成某次交易或从事某项特定的短期业务,在相关交易或业务完成后公司就不再从事任何其他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公司在获得特定交易的利润后继续留存资金已无实质意义。因此,在此类项目公司的股东之间,关于公司盈余处置方式的合意往往在公司设立之初就明确清晰,即在完成特定项目交易后直接以分红形式实现股东资产收益权。以本案中的太一热力公司为例,该公司自设立后仅7个月即以极低价格受让了某建设用地,在2年后又以高出原始地价近60倍、在扣除建设成本后利润仍近50倍的价格向当地政府整体出让了该建设用地上的全部资产,且该公司自设立后除上述项目交易外从未从事过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从上述案件事实不难分析推断,太一热力公司设立的目的即在于实现当地政府提供的这次潜藏巨额利润的“商机”,该公司的两股东在设立该公司时,其合意明显为在公司完成本次交易后即按出资投入分配利润,并就此各自分手,显然不存在留存公司利润以进一步发展该公司生产经营的可能。因此,对于此类项目公司,如在无其他客观因素的情况下公司盈余分配受阻,法院自应通过强制盈余分配的方式予以介入。此时,司法强制盈余分配不仅不构成对公司意思自治的不当干预,反而是维护公司股东共同意志的重要手段,因而应当予以肯定。
综上所述,在对公司盈余分配纠纷进行裁判时,除区分有无股东会盈余分配决议外,还应当综合考量公司的业务性质和设立目的。对于以一次交易为设立目的的项目型公司,应按照《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15条但书规定的公司盈余强制分配条件从宽把握。特别是对于已无任何经营业务、股东间矛盾难以调和、已无继续存续必要的公司,在法院作出强制盈余分配判决时,宜一并对盈余款利息进行分配,以实现此类公司盈余分配纠纷的实质性解决。
《公司法》第4条第2款:“公司股东对公司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参见刘俊海:《公司自治与司法干预的平衡艺术: <公司法解释四>的创新、缺憾与再解释》,载《法学杂志》2017年第12期,第42页。
参见吴维锭:《强制盈余分配条款的法律适用——兼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15条但书》,载《私法》2022年第3期,第154页。
因此,在导致公司未能正常作出盈余分配决议这一问题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其义务与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之间往往属于外在表象与内在原因的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删除了2016年《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第20条第2款但书中规定的因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欺诈行为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的情形,仅保留因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这一种情形是合理的。
参见张红、裴显鹏:《公司利润强制分配》,《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40-41页。
《民法典》第159条:“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经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
参见王利明:《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32-333页。
参见蒋大兴:《<公司法>的展开与批判》,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
参见石少侠:《对<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若干规定的理解与评析》,载《当代法学》2017年第6期,第103-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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