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债权人保护的背景:注册资本制度改革
(一)注册资本制度的修改
1. 公司法的修改
根据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的第三次修正。此次对《公司法》进行了12处的修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首先,将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除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公司注册资本实缴有另行规定的以外,取消了关于公司股东(发起人)应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出资,投资公司在五年内缴足出资的规定;取消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一次足额缴纳出资的规定。转而采取公司股东(发起人)自主约定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等,并记载于公司章程的方式。
第二,除对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有另行规定的以外,取消了有限责任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分别应达3万元、10万元、500万元的限制;不再限制公司设立时股东(发起人)的首次出资比例以及货币出资比例。
第三,简化登记事项和登记文件。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认缴出资额、公司实收资本不再作为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时,不需要提交验资报告。
2. 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
2014年2月7日,国务院以国发〔2014〕7号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该《方案》分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放松市场主体准入管制,切实优化营商环境;严格市场主体监督管理,依法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措施4部分。其中放宽市场主体准入管制主要包括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年度检验验照制度为年度报告公示制度、简化住所登记手续、推行电子营业执照和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同时,严格市场主体监管主要包括构建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体系、完善信用约束机制、强化司法救济和刑事惩治、发挥社会组织的监督自律作用、强化企业自我管理、加强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监管及加强市场主体住所管理的七个方面。
(二)注册资本改革对债权人保护的冲击
1. 打破债权人对最低注册资本制度的依赖
最低注册资本制度源起于《欧盟第二号公司法指令》,在之后很长的时间内注册资本被认为是债权人保护的重要手段,因为它不仅确保了公司在其业务开展之初有特定数额的资产,而且在股东各自认购的数额范围内构建了股东责任。[①]尽管在公司法实践中,最低注册资本制度发挥保护债权人的实效颇有争议,反对者认为注册资本只是公司设立之初的资本额,公司成立之后,尽管账面上的注册资本额保持不变,但是公司的资产却处于不停的运动之中,注册资本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反映公司的资信情况。[②]资本在公司的正常经营过程中很容易被消耗掉,以分红或向股东分配财产的形式,或者以其他形式。[③]
但是,最低注册资本制度确实在公司设立之时,对债权人的保护起到一定的“前端控制”作用,因为要求公司需要具备足够的注册资本作为成立前提,可以一定程度上保证公司“优生”,并且公司具有自己的注册资本也是法人独立存在的基础。[④]从司法实践效果看来,我国1993年公司法所规定的较高的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度,有效解决了当时“皮包公司热”的社会问题。[⑤]
而本次注册资本制度的改革中,取消了对于一般企业的最低注册资本要求,导致“一元企业”大量产生,2014年3-6月,全国新登记注册的“一元企业”有383家。[⑥]尽管“一元企业”的出现并不一定损害债权人利益,但是市场上“一元企业”的增多必然给债权人保护带来一定的挑战,因而需要债权人提升交易理性和自我保护,打破对于最低注册资本制度的盲目依赖。
2. 减少了注册资本制度行政监管
此次改革中放宽了市场主体准入的行政管制,简化登记事项和登记文件。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认缴出资额、公司实收资本不再作为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时,不需要提交验资报告。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年度检验验照制度为年度报告公示制度,并且简化住所登记手续,推行电子营业执照和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
原2005年《公司法》出于保护债权人和维护交易安全的目的,对于公司设立和登记事项进行了较为严格的事前监管,政府为增加对国民的服务、维护一定的经济秩序,对私法关系的形成加强监督和干预,从而使公权力介入私法领域。但私法崇尚意思自治,这在私人投资领域表现为营业自由,为保持社会良性发展,在营业自由与政府管制之间需要维持一定的平衡。[⑦]但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市场主体日渐成熟,逐步放松市场准入管制和建立资本认缴制有利于释放民众利用公司制度进行创业的热情,促进我国参与国际竞争。
世界公司法改革的趋势都是逐步放松资本管制,但这样同时为债权人保护带来了挑战,因为债权人不能再依赖于政府的事前监管而相信市场上所有企业都是合法成立、资本充足和诚实守信的,债权人需要提升自身的辨识能力以维护自身权益。[⑧]
二、 债权人保护的路径选择:以信息传达为核心
资本制度的变革,促进投资创业效率和自由时,也存在着债权人风险增加的可能性,但并不能因此阻断公司资本制度变革的步伐。“安全具有一张两面神秘的面容。一种合理的稳定状况是必要的,否则杂乱无序会使社会四分五裂;然而稳定性必须常常为调整留出空间。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一味强调安全,只会导致停滞,最终还会导致衰败。从反论的立场来看也是这样,即有时只有经过变革才能继续安全,而拒绝推进变革和发展会导致不安全和社会分裂”。[⑨]
安全和效率是商事交易所追求的两大目标,而此次注册资本制度的变革就是旨在寻求交易安全与交易效率的最佳契合点。在资本制度变革给债权人保护和交易安全带来风险的同时,应该采取相应配套措施来保护债权人权益。从各国目前的立法现状来看,主要通过限制公司利润分配、加强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完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这三种路径来保护债权人[⑩],而贯穿其中的都是以信息传达为核心。
(一)限制公司利润分配
1. 日本公司法规定:处罚力度较大
日本公司法关于盈余分配规定了两点:一是公司净资产额低于300万日元时不能进行分配(第458条),二是必须在可分配额内分配盈余金(第461条第1款第8项)。
并且日本公司法中还规定了违法盈余分配的责任:盈余分配等时交付于股东的金钱等的账面价格总额不得超过分配效力发生日的可分配额(第461条第1款),若违反该规定,参与分配的董事、执行官等业务执行人员以及股东应负有一定的法律责任(第462条)。
首先,董事、执行官等业务执行人员对公司负有支付相当于分配给股东的金钱等账面价款金额的连带责任(第462条第1款)中国《公司法》第167条规定公积金的提取和利润分配,第168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公积金的范围,以及第169条规定公积金的用途和限制。但是,若董事、执行官等业务执行人员可证明其无过失,则不负上述连带责任(同条第2款,过失责任)。对于该责任,即使得到全体股东的同意而被免除,其免除额不得超过应于分配时的可分配额(同条第3款)。
其次,超过可分配额接受分配的恶意股东对公司负有支付相当于接受分配所得额账面价款金额的连带责任(第462条第1款,善意股东不负责任)。在此情况下,公司债权人可以亲自对该恶意股东直接要求支付相当于接受分配所得额账面价款的金钱(该价款超过债权额时为债权额)(第463条第2款)。
2. 中国公司法规定:处罚力度不足
我国《公司法》第167条规定公积金的提取和利润的分配,第168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公积金的范围,以及第169条规定公积金的用途和限制。与日本相比,我国对于违法分配利润的处罚力度不足,《公司法》第167条第5款的规定仅限于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给公司,而日本公司法则规定了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3. 信息传达机制为债权人保护之基础
有效的信息传达机制是限制利润分配制度发挥债权人保护作用的基础,因为公司的经营状况和利润分配方案通常属于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是外界很难获取的。因而债权人要求公司或股东承担违法分配利润责任的前提是债权人能够获得公司经营状况和利润分配的信息,但是在我国《公司法》中却缺乏债权人获取这些信息的权利保障。
在提取公积金和利润分配的问题上,股东和债权人是站在利益的对立面,因为提取的法定公积金和盈余公积金构成公司资产的一部分,是公司偿债能力的保证,而分配利润是股东营利性的体现,正如刘俊海教授所述:“公司的营利性体现为两方面:一是公司自身作为商法人的营利性;二是股东作为商自然人的营利性。”债权人无权参与公司治理,所以在信息获取上相对于股东是处于劣势的。
因而只有建立健全的信息传达机制,债权人才能及时获取利润分配的信息,从而追究违法分配利润的公司、股东或董事等的责任。
(二)加强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
1. 英国公司法规定:公司主动披露
在英国,年度报表、董事报告和监事报告应当自提出这些文件副本的会议召开之日至少21日之前送交两类人(除了股东之外),即公司的债权持有人以及有权收到召开股东会议通知的人。
此外,董事负有义务将年度报表、董事报告和监事报告的副本送交登记机关,否则他们将构成违法,将被处以罚款。如果董事在收到要求他们遵守法律的通知之日起14日内没有纠正,股东或债权人或登记机关可以向法院申请法令,指示董事在法令可能给定的期限内纠正。
向公司登记机关送交文件的义务,其含义是,向社会公众的披露使得债权人以及任何其他人能够获得这些文件或者这些文件经证明的副本当中所蕴含的任何信息。
英国公司法所规定的信息披露制度,债券持有人可以直接取得年度报表等财务文件,其他债权人可以到登记机关那里获取相关信息。从而使债权人可以充分获取公司治理信息。
2. 日本公司法规定:债权人查阅权
根据日本《2005年公司法》,债权人有查阅会计报表的权利。债权人在股份公司的营业时间内,随时可以提出下列请求:(1)阅览会计报表或其书面复印件;(2)交付会计报表的书面复印件或节选本;(3)如果会计报表是以电磁记录制作的,按照相关的方法请求阅览;(4)以电磁方式由股份公司规定的形式提供电磁记录所记录事项的请求或交付记载该事项书面的请求。
因而,在日本,债权人可以要求公司随时提供财务文件中所包含的信息,享有财务信息查阅权和知情权。
3. 中国公司法规定:债权人知情权的缺位
我国《公司法》中对股东知情权,即公司对股东的信息披露有具体的规定,第33条:“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第98条:“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
但是我国公司法却并未规定公司对债权人主动的信息披露义务和债权人查阅公司报表的权利,信息传达机制的缺陷十分不利于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三)完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1. 我国现行立法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又称“揭开公司面纱”,旨在制止滥用公司法人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保护公司债权人和社会公共利益。
我国《公司法》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作了如下规定:第20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63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2. 现行立法不足
首先,我国《公司法》对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条件规定不够细化,导致在司法实践中难以适用。由于“揭开面纱”是对公司法的基石——有限责任原则的限制和否定,因而法官会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显现出保守和谨慎的态度。
其次,除了一人公司规定举证责任倒置,我国公司法中没有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举证责任加以规定,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应该由主张“揭开公司面纱”的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但是由于我国公司信息传达机制的欠缺,债权人难以获知公司的经营状况和管理层的变动信息,从而不能有效行使权利,要求有责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三、 债权人保护为导向:信息传达机制的构建
(一)信息传达机制概念辨析
由前述的路径分析可以看出,为应对注册资本制度改革所带来的债权人保护的风险增加,可以从限制公司利润分配、加强公司信息披露和完善公司的人格否认制度这三方面来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而这些方式的核心都在于信息传达机制。信息传达需要同信息披露、信息传导进行概念区分。
1. 信息传达与信息披露
债权人信息的获得可以通过三种途径:一是债权人自己收集信息;二是债务人主动为需要信息者提供信息;三是专业化机构提供信息。经济学家将信息的生产与停车位的产生相类比,“信息的生产和汽车的停车位差不多。我们有车就得停车,谁给我们提供停车位?无非三类:第一类是我买车并且自己修个停车场;第二类是商家、饭店为顾客提供的免费停车位;第三类是营利性的停车场供我使用。”
因此,笔者认为信息传达是指包含债权人主动收集、债务人提供和专业机构提供三种途径的信息获取方式。
而信息披露是指公司以年度报表、董事报告和监事报告等财务文件通过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等形式,向投资者、债权人和社会公众公开披露的行为。
传统的信息披露制度并不能有效地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为信息披露重点强调债务人公司主动向债权人披露相关信息,但却忽略了债权人才是获取信息的最大受益者,债权人通过充分及时的信息获取,可以在交易之前决定是否交易并通过交易合同条款来降低债权风险,在交易过程中充分的信息知悉也可以帮助债权人及时采取协商或诉讼等措施应对偿债危机,并且即使交易失败后债权人也可以利用已掌握的信息追究债务人公司或相关责任人员的民事、刑事责任。因而债权人作为信用交易的主体和最大受益者,具有收集信用信息的积极性。
随着社会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信息传达机制还将专业化机构提供信息这一途径囊括进来,由第三方提供当事人所需要的信息,具有一定的公正性,也减少收集信息的成本。信息专业化,也是信息更加准确、全面,有利于推动信用交易。这也是信息披露制度所覆盖不了的内涵。
2. 信息传达与信息传导
何为信息传导?有学者将影响公司信用的因素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公司的信用基础,即公司本身的状况,如公司的经营能力、管理人员的构成及水平、公司资产状况等;二是公司信用的传导机制,它是对公司信用基础的反映,即信用信息的传达和输出渠道。
笔者认为,信息传达与信息传导虽然仅有一字之差,但二者之间却有很大差异。“传导”强调信息的传递途径,“传达”则不仅强调信息的传递途径,还强调送达的结果。本文是以债权人保护为研究导向,所以信息传递不应该只强调过程,还应该具有使债权人及时有效获取信息的结果,因而使用“信息传达机制”更能体现债权人保护的理念。
(二)债权人主动收集信息
债权人应该设立专门的信用管理机构,对客户的财务信息、信用情况进行收集整理,根据不同的信用状况,分配不同的信用额度,决定是否进行信用交易并实时监控信用交易的全过程。
1. 事前管理
事前管理是指在正式交易之前,对客户的资信状况进行分析和决策,目的是在签订合同前,使债权风险降至最低水平。信用管理机构可以通过分析企业以往的交易记录的信用状况、资产负债表等财务报表,并通过各种贸易参考、行业评析等方式,了解债务人公司的信用状况。
信用管理机构可以创新资信判断的方式,借鉴深圳等地区民营银行的发展经验,在对债务人进行资信评估的状况时,不局限于传统的财务报表所反映的财务指标等数据,采用对债务人的股东、董事和监事等高管人员的个人品质和诚信度的评价,通过了解公司的水费、电费等日常开支的数额来判断公司运营能力,还可以通过债务人公司的税费缴纳情况获知公司的信用状况。
2. 事中管理
事中管理是指交易过程中,对信用额度和信用条件进行分析和决策。信用管理机构可以在交易过程中对销售进行管理,债权人应随时掌握债务人公司可能导致偿债能力发生变化的各种信息,并通过与债务人协商沟通等方式应对偿债危机,也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相应的担保以保证债权的实现。
当公司向股东违法分配利润时,债权人可以与债务人进行协商要求其改正,或者以债务人公司为被告向法院起诉。由于我国现行立法还未赋予债权人这一诉权,笔者认为应该立法加以完善。
若债务人公司不依法进行信息披露或者阻碍债权人行使查阅权和知情权,债务人公司应当享有诉权。这也是现行立法需要加以完善的地方。
3. 事后管理
事后管理是在债权发生之后,债务人公司不按时还本付息。此时,公司信用机构应根据合同追究债务人公司的责任,或者当股东滥用有限责任损害债权人权益时,债权人应有权要求有责股东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而公司法人资格否认制度还需要进一步立法完全其适用条件,以及债权人权利救济途径。
(三)债务人公司披露信息
1. 董事会义务
作为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构成之一,董事会是信息披露决策的重要决策机构。董事会的规范运作会对公司的财务和经营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两方面加强董事会的信息披露规范化:董事个人责任及独立董事制度。
首先,董事应当对公司负有勤勉、忠实义务,其中内涵了对公司债权人的信义义务。因为债权融资是公司的一个重要的融资方式,尽管债权人本身不属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组成部分,但确实公司发展不可或缺的利益相关人。英国《1986年破产法》第213条对董事从事欺诈性交易作出规定,如果在清算中,公司的业务执行具有欺诈公司债权人或其他欺诈目的,那么,基于清算人的申请,法院可以判决明知地以此种方式参与公司业务的人,对公司偿还法院认为合适的资产。并且英国的Winkworth v. Edward Baron Development Co. Ltd.案等典型判例也确认了董事违反对债权人的信义义务时应承担的责任。此后,在Cork委员会的推动下,出台了英国《1986年破产法》第214条,使董事会的义务扩大到非欺诈性的其他违法行为。
其次,独立董事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可以起到监督董事会和管理层的作用,抑制其违规担保、虚假披露、大股东利益侵占等违法违规行为。王跃堂等的实证研究表明,独立董事在股权缺乏制衡的环境中能够发挥监督制约作用,可以提高财务信息的有用性。同时,独立董事也应当对公司的虚假信息披露承担相应责任,以此来促使独立董事有外在压力去鉴别公司的信息披露违规行为。
因而,我国可以借鉴英国的立法和实践经验,完善董事从事欺诈性交易和错误交易对债权人的赔偿责任,以及独立董事监督信息披露制度,促使债务人公司完善内部治理以保护债权人,从而实现良性发展。
2. 监事会义务
监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结构中对股东大会负责的监督机构,具有检察公司财务、监督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行为等职权。该职权的充分发挥必将伴随着其对信息生成及信息披露的监督审查并发表独立意见而实现。监事会作为委托人为降低代理成本而专设的监督机构必然承担着防范和化解公司财务等相关信息披露失真及违规风险的义务。
(四)专业机构提供信息
专业化信息机构,通过经营信息产品从中获利。由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提供信用信息,是在商人的商业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信用信息管理与服务行业,由三大类企业构成:信用信息管理机构、专业化的信用评价机构、深层次的信用服务机构。
1. 信用信息管理机构,又被称为征信公司。在西方征信国家,称拥有个人信用数据库的信用管理公司为“信用局”(Credit Bureau)。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信用局是英国的益百利(Experian)、美国的Equifax和Trans Union。世界上最大的企业数据库是美国邓白氏公司的“世界数据库(World Base)”和欧盟的欧洲大门(Eurogate)。
2. 专业化的信用评价机构。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资信评估公司是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s, S&P)。
3. 深层次的信用服务机构。主要包括账款追收、信用风险、保理、担保类等企业,主要为信用活动从开始到终结提供社会化、专业化的管理服务。
专业化信息机构是独立第三方提供当事人所需要的信息,相对于债务人主动披露信息这一途径,更加公正和中立,并且也比债权人自行收集信息成本更低,因而是构建高效的公司信息传达机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综上,应对注册资本制度改革带来的对债权人保护的冲击,各路径对策的核心和基础都是构建以债权人保护为导向的公司信息传达机制,这一机制包括债权人主动收集信息、债务人公司披露信息及专业机构提供信息这三方面的举措,这三种方式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只有“三管齐下”,才能构建高效及时的公司信息传达机制,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
参 考 文 献
Farrar, J.H., Furney, N.E. and Hannigan, B.M.(1991), Farrar’s Company Law(3rd ed.), Butterworths, pp. 158-159;Ferran, Eilis(1999), Creditor’s interests and “Core” Company Law, 20 The Company Lawyer 314, p.317.
吴国萍,黄政:信息披露违规——公司治理与投资者保护[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日]落合诚一,吴婷等译:公司法概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刘俊海:现代公司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王艳华:反思公司债权人保护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葛伟军:公司资本制度和债权人保护的相关法律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曹顺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损害赔偿责任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美]E·博登海默,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梁慧:我国最低注册资本制度研究[D],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黄燕萍:企业登记制度改革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李建文: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基于债权人利益保护的视角[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褚红丽:股东利益最大化与债权人利益的虚假保护[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魏宏:公司注册资本制度改革评析[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4(1).
刘俊海:关于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十大认识误区[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4(7).
吴冰倩:论债权人保护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J],法制与社会,2014(7).
许登龙:从《公司法》资本制度的修改到公司债权人保护制度的完善[J],宜宾学院学报,2014(8).
王跃堂,朱林,陈世敏:董事会独立性、股权制衡与财务信息质量[J],会计研究,2008(1).
刘燕:对我国企业注册资本制度的思考[J],中外法学,1997(3).
陈敦:注册资本制度改革对私法自治理念的诠释[N],中国工商报,2014年10月23日第003版.
[①] 葛伟军:《公司资本制度和债权人保护的相关法律问题》,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页。
[②] 刘燕:“对我国企业注册资本制度的思考”,《中外法学》,1997年第3期。
[③] Farrar, J.H., Furney, N.E. and Hannigan, B.M.(1991), Farrar’s Company Law(3rd ed.), Butterworths, pp. 158-159;Ferran, Eilis(1999), Creditor’s interests and “Core” Company Law, 20 The Company Lawyer 314, p.317.
[④] 黄燕萍:“企业登记制度改革研究”,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⑤] 梁慧:“我国最低注册资本制度研究”,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⑥] 刘俊海:“关于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十大认识误区”,《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4年第7期。
[⑦] 陈敦:“注册资本制度改革对私法自治理念的诠释”,《中国工商报》,2014年10月23日第003版。
[⑧] 李建文:“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基于债权人利益保护的视角”,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⑨]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1页。
[⑩] 许登龙:“从《公司法》资本制度的修改到公司债权人保护制度的完善”,《宜宾学院学报》,2014年第8期。
[日]落合诚一:《公司法概论》,吴婷等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84页。
[日]落合诚一:《公司法概论》,吴婷等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88-189页。
刘俊海:《现代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英国《1985年公司法》第238条第1款,第239条。
魏宏:“公司注册资本制度改革评析”,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4年第1期。
吴冰倩:“论债权人保护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7期。
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57页。
王艳华:《反思公司债权人保护制度》,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
王艳华:《反思公司债权人保护制度》,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
王艳华:《反思公司债权人保护制度》,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3页。
褚红丽:“股东利益最大化与债权人利益的虚假保护”,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曹顺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损害赔偿责任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43页。
王跃堂,朱林,陈世敏:“董事会独立性、股权制衡与财务信息质量”,《会计研究》2008年第1期。
吴国萍,黄政:《信息披露违规——公司治理与投资者保护》,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4页。
王艳华:《反思公司债权人保护制度》,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