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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司法》关于注册资本的修订,主要集中在:一,取消了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3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1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0万元的限制;二,取消对于公司设立时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比例的规定,删去了原《公司法》规定的“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20%,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及未缴清的资本应当在“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三,对于出资方式和货币出资比例的修改;四,关于工商登记方面的改革。公司登记时不再提交验资报告,公司的实收资本不再作为登记事项。
本次对注册资本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得“一元公司”的成立成为可能,使得公司设立“零首付”指日可待,然而批评声也不绝于耳,批评者认为取消注册资本无疑大大增加了公司应对市场竞争的风险,进而削弱其偿债能力,从而侵害债权人的利益。事实果真如此么?注册资本改革给债权人究竟带来了什么呢?
一、注册资本存在的价值探析——注册资本并不必然保证债权人的利益
(一)传统法定注册资本制度的功能
注册资本通常被赋予两大功能:一是对公司内部来说,注册资本是一个公司存在发展的物质基础,公司的持续运营来不开注册资本的供养;二是对公司外部来讲,注册资本的多少反映着公司的偿债能力,长期以来一直代表着公司的信用程度。基于此构建了以注册资本为核心的资本制度,传统公司法认为“最简单明了的数字最能直接反映出公司的资产,从而更容易被监管机关掌握其财产状况,也是债权人准确判断公司偿债能力的重要途径。”
公司资本三原则分别为:一,资本确定原则,要求法律必须规定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二,资本不变原则,即非经法定程序,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随意增减;三,资本维持原则是维持公司的净资产始终处于多于或等于注册资本的数量的位置上。在三原则框架下的公司法制的任务就突出表现为选择最恰当的注册资本额,与保证公司的净资产随时都维持在注册资本数字或其上的水平。传统资本制度渴望通过注册资本的管制来将公司资产或净资产的变化置于资本管控和检验之下,即法定注册资本制。
然而,法定注册资本制真的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发挥了它所应具有的价值了么?
(二)法定注册资本制度存在的问题
当理想照进现实,我们看到,实际情况是,对公司内部而言:首先,注册资本在现在还是否处于决定公司兴旺发达的位置?在当代,公司形式层出不穷,专业分工的细化使得市场消费需求日新月异,显然仅仅只有资本并不能决定一个企业能屹立于市场的风潮之中。其次,注册资本的存在对现在公司的作用是促进还是限制?“公司法作为经济生活的根本大法”理应遵循市场经济和法律的基本价值取向:自由、公平和效率。市场自由的本质属性赋予每一个市场主体投资兴业的自由,最低注册资本制恰恰排除了将一部分没有足够财产投资兴业的人参与市场竞争,这与市场的精神背道而驰,也将市场主体置于了一种“基于财产的不自由”,违背了法关于平等自由的基本追求。公司活动是商事活动,效率是其核心动力,注册资本过高,短时间内无法筹集资本,我国银行有普遍对无担保的创业者设立了严苛的贷款条件,民间贷款的高息风险使得创业者初期更为艰难,社会资源被浪费在筹集资本上使得最高效率创造财富成为空想。在目前,我国经济处于下行,就业和经济增长形势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理应给予资金并不宽裕的创业者更多的倾斜,以保障其创业机会,进而促进触底的中国经济走出困境呢;再者,“法根源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在早期“资本为王”的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市场需求单一,公司发展前路坎坷,强大的资本规模决定着公司的生命轨迹。放眼当下,市场经济发展一派欣欣向荣之景,要求更多的市场参与与竞争。而注册资本为核心的公司资本规则出于避让投资风险和维持公司清偿能力的考虑限制了公司的转投资行为,这严重干扰了公司的自主经营,得不偿失。
对公司外部而言,注册资本一定是债权人利益的保障的“定心丸”么?一,规定最低注册资本形同虚设。各地广泛存在的专门办理公司注册登记手续的中介公司在实践中承接了垫资、验资功能,这类中介业务不仅架空了工商验资的作用,也增加了公司设立时的实际成本,并未能实现以注册资本来保护债权人的功用。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出资不实的情况屡见不鲜。事实上,在经营活动中,由于公司资产始终都在变化,公司注册资本也并不能代表公司的实际偿债能力。市场经营处处都有“暗潮汹涌”,公司也并不是“一潭死水”,唯有“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如果说获取公司的资格是第一道门槛,那么更核心的问题是公司是否能以其实际的经营活动维系生存。静态的注册资本在每一次投入市场的经营的活动中都有可能面临着倾覆亏损的风险,一次公司决策者所作出的错误决定都有可能将公司的资本挥之殆尽。此时所谓再充实的注册资本到头来也只是空留在一纸登记簿上的单薄数字而已。二,规定首次出资比例没有实质意义。立法者从“维护公司的资本稳定和避免公司资金缺乏造成的公司难以运转。”出发,限制了首次出资比例,却忽略了市场行业的多样性,无视不同行业的不同设立需要而一刀切的强制规定出资比例,更容易造成公司资本闲置和浪费或者加大公司创设的困难。同时,仅仅20%的出资比例对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力度远是有限的。债权人寻求保护的途径一般是通过“认购股份为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协议理论”假使某公司的注册资本是200万,首次出资额为40万,在公司成立后1年内未缴清全部注册资本时,债权人的债权标的额为200万,区区40万的资本显然是不足以偿还债务的,首次的出资额比例并不能起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三,规定缴足注册资本时间存在瑕疵,主要集中在忽略不同行业的实际所需,造成的资本和社会资源的浪费及强制性的规定与市场瞬息万变的灵活性之间的矛盾两方面。
基于以上分析,注册资本存在的价值已经不能同其在早期的公司法制中的价值同日而语,取消对最低注册资本的规定,是为了赋予公司更广泛真正的自由,尊重市场的调解资源配置的核心地位,注册资本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二、取消最低注册资本不必然导致债权人利益的损失
(一)关于本次最低注册资本制度改革的一些认识误区
1.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并非认缴注册资本制
公司的注册资本制度分为两大类:法定注册资本制度和授权注册资本制度,即实缴注册资本制和认缴注册资本制。前面论述过法定注册资本制遵循资本三原则,认为公司在成立之初应当认足并缴足注册资本,而在授权注册资本制度中,公司设立时不要求股东就认足并缴足注册资本。而我国所说的认缴登记制是相对于原来实现的实缴登记制而言的,新的注册登记制度虽然不再要求注册资本作为登记事项,也不再要求出资比例,也放弃了关于缴足的时间强制限制,但是仍然要求在公司设立伊始股东要认足注册资本,可以说依然遵循了资本维持原则。所以我国目前的注册资本制度更像是较为宽松的法定注册资本制度,或者说一种折中制度。
2.注册资本的认缴不意味着可以不缴
随着新的公司法实施,使得“一元公司”和“零首付的公司”的成立成为可能,甚至可以约定用100年来缴清公司的资本,于是难免产生了关于公司设立可以不缴资本的误解。事实上,认缴制改革的核心是基于尊重契约精神而将注册资本实缴的时间和金额交给了股东自主约定,根据公司的章程来追究不按时缴清认缴资本额的股东的责任,并且,根据最基本的公司法理论,无论在何种注册资本制度下,股东均以其认缴的资本为限对公司承担法律责任。在公司面临债务时,债权人有权要求股东缴足其尚未缴足的认缴注册资本息以清偿公司债务。注册资本毕竟是公司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础,最初公司的各项支出都需要注册资本来支持,如果没有前期实际的资金投入,公司很难维持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3.取消了最低注册资本额不等于越低的注册资本越好
取消了最低注册资本额降低了创业的门槛,理念上确实有利于市场主体创业,但实际上约定的注册资本额越低不意味着越好。尽管当下,注册资本的信用没有期望的那么高,但是任何一个理性的债权人在考虑债权利益时都不会对“一元公司”报以高的期待,“一元公司”单薄的公司资本如何应对市场竞争,如何应对商事活动所带来的风险,如何保障交易安全,这些疑问都会使其被选择交易或投资的概率大大降低。
资本制度的改革没有动摇了股东有限责任法律原则,根本原因在于“有限责任本质上是一种承诺性或宣示性的责任,也及股东是以其承诺的数额对公司负责,注册资本不过是全体股东做出的出资承诺,资本的注册就是股东究其承担的责任范围对外进行的公开宣誓,即有限其实就是承诺多少就承担多少,不承担承诺或宣誓之外的责任。”实际上,股东的承诺使得他人对于公司资本规模和信用能力有了自己的风险判断才能做出是否交易的决定才是重要的。在充分肯定有限责任的前提下,无论是资本的认缴还是实缴,都不会改变股东出资义务的存在,改变的只是股东具体出资义务与期限,改成注册资本认缴制后,意味着股东的出资义务是可以及时履行的。由此可见注册资本改革后与改革之前对债权人的保护遵循的是同一路径。
(二)债权人利益保护不取决于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外部存在的意义在于反映着公司的信用,长久以来债权人依赖于对资本信用的直观了解作出决定。实践中“所谓的公司资本信用,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信用是指一个人的履约或践约能力的社会评价,真正与公司的履约与践约能力最为关联的并非公司僵硬不变的注册资本而是公司的净资产和其预期的获利能力,与公司成立之处的注册资本并无必然的联系。”理性的债权人不应只将目光投放在公司的资本上,而应该更多的关注公司现实的资产,公司现实的资产,才真正代表着其偿债能力。
债权人保护取决于公司的资产而非注册资本,最初的资本信用理论以反映在登记簿上的注册资本数字来衡量一个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偿债能力,事实上“公司的资产与资本的脱节是公司财产结构的常态”“公司资本是个静态的衡量,公司的资产是个动态的变量;用一个静态的假定去约束一个动态的过程,公司的法定资本制度是一个典型的“刻舟求剑”的方式”而且,只要股东控制生产经营活动,或者股东之间达成了协议,就可以成功规避注册资本的相关制度,而债权人是无法从外部表现出的信息来掌握公司的资本状况的,公司的经营无处不存在市场的博弈,不能保证每次决策的正确性,公司内部的决策不对外公开,债权人又无从得知,非上市公司是不会公开其资产和财务状况的,债权人如何能从有限的登记事项获取足以正确认识债权风险呢?可见,与其说债权人的债权利益最大威胁是公司的资产信用,不如说最大问题来自于债权人和公司之间信息不对称。
三、改革注册资本制度后对债权人的保护
创新公司资本理念首先要打破原有的已注册资本信用为中心的规则,建立以资产信用为中心的更为严谨的债权利益保护体系。如何构建企业的信用体系成立迫在眉睫的问题。企业信用的构建有以下几个着力点:
(一)通畅的信息交换
债权人与公司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是造成债权得不到保护的最大的威胁。“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公司的资产和财务信息对建构企业信用体系的意义不言而喻。
1.建立由政府主导的全国联网信息库,建立信息披露制度
目前我国信息采集建立以工商部门经济户籍库为基础的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来推动整个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信息库必须能够覆盖到全国范围内所有依法登记的市场主体,包括中小微企业,这一点也许是之前信用体系最具漏洞的地方;信息的输入和维持也许并不难,最为困难的是这些登记的信息并非一成不变,特别是公司资产的数量与资产结构。彻底整合现有资源重新对经济户籍库信息进行统一,就长期来看却是受益匪浅,特别是在债权人利益保护领域。”以工商登记部门所掌握的企业法人信息资源数据库,搭建一个有地方和中央两级参与的信息平台。数据在政府各个部门公开流转,建立系统的监督体系。
2.公开的内容,确立企业年报制度
在不侵犯商业秘密的前提下,公开透明披露公司各项信息,包括财务、信用记录、产品质量、社保缴费等信息,根据《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将企业年度检验制度改为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制度。随着我国注册登记制度改革,对企业宽进严管,昔日的企业年检制度等监管制度恐怕难以应对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新生的企业,于是更为主动的一种申报方式——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制度就应运而生了。一方面,利用信息技术,采取网上申报,方便操作;另一方面,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塑造义务意识,要求主动公开相关信息,与公众便利查询。
3.全国企业信用公示系统正式开放
2014年3月1日,国家工商总局开通的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gsxt.saic.gov.cn/)作为公司注册资本制改革的重要配套措施正式开放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原有信用体系的不足。它涵盖广泛的市场主体,操作系统简单易行且免费,使得查询程序不再繁琐,所包含的企业信息比较丰富,同时增设了企业公示信息栏目,“由企业自行填报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市场主体可通过这一栏信息对交易相对人进行更为全面的评估,综合考量进而做出下一步决定。”
(二)建立全面的责任追究机制
1.公司的责任追究——构建监控资产流向制度
债权人对公司信息不对称是常态,对债权人而言,资产的转移和流失是其利益所面临的最大威胁。“监控与合理化公司资产流向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建立资产监控制度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财务会计制度控制资产流向和建立有效的财会审计制度”财会制度反映着公司经营的全过程,要求财务会计不能掩盖非法资产转移的事实和痕迹,由于董事的特殊权利,财务会计常常受其左右,在遇到财务会计账簿混乱时,不能只单单考虑财务会计的执业责任。而审计报告是债权人证明董事和股东是否履行资本维持义务,追究其责任的重要证据,建立一系列配套的审计制度:(1)设立常规审计与特别审计两层财务审计制度。由不参与经营管理的股东或债权人委托,公司承担审计费用,以年度财务报表为形式的常规审计和由针对常规审计结果提出质疑的任何股东或债权人委托并自担费用的特别审计制度。(2)网上公示审计结果,对常规审计持有异议的利益相关者都有权向工商管理机关提出协助审查的要求。(3)同时明确交易涉及单位的配合审计义务及不配合后应当承担的责任。
2.股东的责任——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完善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股东作为公司的所有者必将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追求目标,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有可能会以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为代价。我国现有的法律对债权人的保护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确定,二是公司运营过程中通过对董事,监事,高管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的规定,规制实际控制人和利用关联关系的行为,重大事项的公开和对公积金,股东分配利润的规定来保障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三是在公司走向清算阶段时,通过对债权人可在公司合并分立,减资时的提出担保和及时被告知,清算组成员对债权人负责等相关制度来保证债权利益。
注册资本制度改革之后,并未彻底否认现行公司法下的债权人保护制度。仍然遵循基本的财产责任制度:一,公司以公司的全部资产对债权人承担有限责任二,是股东以其出资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不论实行何种形式的注册资本制度债权人对于股东违反出资义务或者损害公司利益,都可以以“债权人代位权”寻求救济。为了克服该理论的局限性有必要利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我国虽然规定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对其的适用一直处于谨慎细微的立场。
进一步完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加大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是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必然要求。我国中小企业的债权人利益长期缺乏有效保护,究其原因首先是中小企业规模较小,融资能力差,资金周转不灵时有发生,偿债能力不稳定;其次,我国传统的家庭观念和熟人社会影响,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建立在家族信任一脉管理之下,由于家庭,共有的理念,公司的财产很容易与个人财产发生混同,法律法规对如何界定混同的规定模糊,使得公司资产对债权的担保能力大打折扣。
细化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明确公司人格否认使用的情形,关键在于是否被告股东实施了《公司法》20条“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形:股权资本显著不足和股东与公司间人格的高度混同。实践中要注意(1)注册资本制改革后重新审视抽逃出资规则。明确界定抽逃出资的标准,考虑行为人是否实施了客观行为,主观恶意和抽逃的对象;统一对抽逃出资的责任认识。(2)股东与公司混同的几种形式:“在资产或财产边界不清;在财务方面的混淆;在机构设立方面的界限模糊;人员任命交错复杂;母公司直接操纵子公司决策等”(3)适时扩展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适用范围,“确立母子公司,关联公司人格混同制度”。 “在美国法院适用“揭开公司面纱”的制度以保护债权人有多种情形:如第三人与公司的合同交易中,只有股东对公司的情况存在虚假陈述或欺诈,才能揭开公司面纱;在侵权索赔案件中,若股东通过一个资金很小的公司从事经营活动资本与其公司业务性质和经营中的风险相比数额非常小,资本不足构成揭开公司面纱的理由,此外股东未履行必要的体现公司独立性的手续也是揭开公司面纱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事由。此外在母子公司之间兄弟公司之间,如果以不公平的方式运作业务存在混同、资产混同、子公司资本不足、股东刻意把一个单一的企业划分为几个独立的法人以图减少实际承担债务的数额等,都可以适用揭开公司面纱制度。”
债权人在请求人民法院否定公司法人人格时,应严格遵循《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与此同时,刘俊海老师在《建议<公司法>与<证券法>联动修改》“一文中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与指导案例等方式,提高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可操作性与可诉性;强化瑕疵出资股东与抽逃出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清偿责任,将最高人民法院枟公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14条规定的瑕疵出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补充清偿责任改为‘连带清偿责任’”。 再者,要加大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宣传力度,要求引起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的重视,起到加强审计的督促作用,力图完善揭开公司面纱制度。
3.明确中介机构和登记机关的责任
根据2013年最新修订的《公司法》第207条规定:资产评估,验资或验证机构对其违法行为要依法承担责任。(1)提供虚假材料的被处以由公司登记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并可以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责令该机构停业、吊销直接责任人员的资格证书,吊销营业执照。(2)因过失提供有重大遗漏的报告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情节较重的,处以所得收入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并可以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责令该机构停业、吊销直接责任人员的资格证书,吊销营业执照。(3)因其出具的评估结果、验资或者验证证明不实,给公司债权人造成损失的,除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外,在其评估或者证明不实的金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在取消最低注册资本制后,对于中介机构的责任立法态仍倾向于通过罚款和吊销执照等行政处罚来予以追究,虽规定了中介机构得赔偿债权人损失,但仅限于有过错且有金额限制,这无关痛痒的赔偿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债权人的燃眉之急呢?
同样的本法第208,209条对公司登记机关对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登记申请予以登记,或者对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登记申请不予登记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及公司登记机关的上级部门强令公司登记机关对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登记申请予以登记,或者对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登记申请不予登记的,或者对违法登记进行包庇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关于何种行政处分只字未提,不禁让人怀疑这两条的可实际操作性。
笔者认为,真正能使中介机构和登记主管机构意识自己存在的独立价值,有必要引入中介机构有过错时同公司实行连带责任制,债权人最终的追求落脚地是债权利益实行,国家一味对中介机构罚钱,钱到最后没有划给债权人反而流入国库,对于债权人而言“中介机构被停牌被罚钱似乎于己无关”,“因此如果能确认这些中介机构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那么债权人所受的损失在很大程度上得予以弥补;从另一方面看,受制于连带责任,中介机构也定能小心行事慎重履职。对登记部门的直接负责人应当实行终身负责制,以此督促行政人员谨慎行使权力。
(三)推动联动立法势在必行
在各种经济关系纵横交错的市场经济背景下,任何法律关系都不可能仅仅依靠一部法律而得到最恰当的调整。对注册资本的规制同样不能只将其置于公司法的调控之下。“资本市场包括证券发行与交易市场,不仅受《证券法》调整,也受《公司法》的规制”在司法实践中,调整注册资本事项的不仅仅是证券法,与之相关的司法解释,法律法规,行政条例不胜枚举,如《企业登记程序规定》、《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甚至在《刑法》第158条中也有对虚报注册资本罪的相关规定。在社会各个部门都彼此联系空前紧密的今天,任何一次变革都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取消最低注册资本后可能会带来大量的“侏儒公司”和“零首付公司”,注册资本对公司信用担保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其谨慎提示功能的消失可能会加大市场交易的风险,长期缺乏对债权人利益的有效保护在这之后又将面临什么样风险等问题都对配套的法律制度提出迫切的需求,推动立法联动修改,全方位规制公司注册资本行为,规范公司信用担保问题,最大限度避让取消最低注册资本后的法律风险,是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必然选择。注册资本改革带给中国市场经济新的发展机遇,它降低了创业的门槛,激发了一大批创业者的热情,创造了更为自由宽广的市场竞争环境。它还原了注册资本来的样子,注册资本不再具有担保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功能,注册资本价值的回归更代表着公司理念新的进步,注册资本不必然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取消最低注册资本制度亦不意味着必然会损害债权人利益的保护。社会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将“牵一发而动全身”,建立配套的制度,推动信息公开,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才能真正保障债权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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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出资股东责任的法理基础:(1)信托基金理论。1824年美国法官史多利在裁处沃德诉杜莫(Wood V. Dummer)一案时指出,股东们不可以从公司拿走他们的出资,因为这些出资从根本上说乃是债权人的信托基金(Trust Fund)(2)欺诈理论。1892年,美国明尼苏达州高等法院在处理Hospes V.North Wester myg& car co.一案时,指出了信托基金理论的不足之处,同时创新地提出了有关出资责任的形式欺诈理论。该理论认为,债权人从公司得到的印象是股东已经完全履行了出资义务,而公司股东事实上却并未如此履行。 因此,一旦公司在随后无力清偿其债务时,债权人便可以受到误导或者欺诈为由,要求那些未完全出资的股东们履行其应尽的出资责任(3)代为权理论。该理论主张,根据股东与公司之间达成股份认购协议,股东应当缴纳的出资可以视为是股东对公司所负的债务,当股东没有履行该出资义务时,公司债权人可依据合同法中的代位权理论,向该股东进行追偿。 依据该理论,债权人虽然不是直接以股东应支付未付股款或者说应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而起诉,但代位追偿债务的诉讼,却使得股东必须履行属负债性质的未支付股款的支付责任,因此代位权理论实质上已成为债权人追究股东出资责任的重要依据之一。(4)法定义务理论。该理论认为,公司债权人之所以在公司无法清偿其债权时有权向未能付清股款的股东追讨,纯粹是因为法律规定了股东这样的义务。该理论实际上是将有限责任制度下的股东出资责任定位为法律规定的义务,进而直接依据这样的法律规定追究股东的出资责任。很显然,该项理论下,股东之所以应履行其出资责任或义务,来自于法律的明文规定,公司法的条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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