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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公司治理和公司社会责任之间逻辑关系
陈博建
上传时间:2015/1/14
浏览次数: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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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公司治理;社会责任;关联性;辩证关系
内容提要: 公司治理是公司组织机构的设置和运作,涉及到公司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三种互相独立又相互制约的职能。而公司社会责任则是公司除为了股东赚取利润和营利外,还需要对利益相关者负担的一定责任。两者看起来毫无关联、区别明显的范畴有否独特的逻辑关系?答案无疑是有的,二者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也即公司社会责任指导公司治理机构的调整和完善,形成公司机关的核心理念;公司治理反过来通过公司的商业实践推动公司社会责任制度的发展,不断明确公司社会责任的外延范围。

现代公司治理,或可称法人治理,作为现代公司或企业的治理结构,已成为当下中国市场环境中一种最为基础的企业组织架构。这种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三会共存的架构有无任何的逻辑起点或理论渊源?此种结构又是否导致了公司这个现代市场经济中最为重要的经济主体在性质和目的上的改变或改革?解答这两个问题的关键,应在于廓清现代公司治理和公司社会责任之间的逻辑关系。

一、现代公司治理概述

(一)公司治理的概念

所谓的公司治理,或曰法人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意指公司、企业等法人的“统治”和管理,也即公司管理层对于股东(shareholder)和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负责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商业实践[①]。

公司治理,即公司组织机构的设置和运作,涉及到公司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三种互相独立又相互制约的职能。公司的三种职能的发挥直接关系到企业内外的股东、职工、消费者等各方面群体的利益协调。因此公司治理不仅是一种静态的制度安排和设置,还更是一种动态的实现公司“良治”的商业实践;这种动态系统是以企业效率(包括一定社会效益,也即本文的社会责任)为核心,以股东的意志为主导,以企业有序运作和股东权益最优化为目标,对企业事务全面协调管理的公司运行系统。[②]

(二)公司治理的模式

既然公司治理是一种静态和动态结合的机构设置和实践运行,那么公司机关制度必然成为公司治理制度的核心内容。因为公司作为独立法人正是通过公司机关来实现法人人格的存续[③]和经营活动的开展,通过公司机关形成和表达法人意思;公司机关作为法人机关当然是法人的组成部分,在公司的权利能力范围内行使公司的法人行为能力。

公司治理模式,也即公司机关的组成,具体包含以下机构:其一,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据我国《公司法》由股东组成;它拥有对企业重大决策或交易等概括性事项的决定权。其二,为贯彻股东(大)会的相关决定,其选任代表股东的意志和利益的董事(director)组成公司经营决策机构——董事会;董事会负责基本事项之外的其他经营事项,并聘任职业经理人来从事企业的日常管理,执行其决议。另外,股东选任监事(supervisor)或监事会或聘任审计师(auditor),对董事和经理的业务执行行为进行检查监督。

公司机关作为对内经营公司事务,对外代表公司实施法律行为的机构,根据有无设立监事会可分为两种模式:

第一类是英美法系的董事会中心主义,由股东(大)会选任董事组成董事会,董事会负责除基本事项外的其他经营事项,指挥公司日常业务开展,并聘用职业经理人等管理人员负责日常事务,且监督经理等人员的经营行为。这种模式也可称为“股东治理”模式。在这种单层次机构设置中,公司内部没有专门的监督机构,但董事会中有较多的不兼任具体经营职务的独立董事——其能够较为独立地行使监督职能。此外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聘任注册会计师或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审计师,对公司实行外部的会计审核和监督。

第二类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共同治理”模式,尤以德国为代表。该模式是由监事会和董事会共同经营公司,即由股东(大)会选出监事组成监事会作为决策和监督机关,再由监事会选任董事,组成的董事会负责公司日常经营事务并向监事会报告工作,受监事会监督。实际上,监事会的设置也细分为监事会与董事会并列和上述的由监事会产生董事会这两种模式。

我国《公司法》采用的既不是董事会中心主义,也不是“共同治理”模式,而是由股东会选出董事会和监事会两个平行机关这种模式。依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都必须设立监事会或监事,作为专门的监督机关。[④]监事会和董事会作为平行的两大机关分别对股东(大)会负责,监事会对董事会负有监督职责,但不是董事会的上位机构,所以对董事的任免意见必须交由股东(大)会决定。此外,我国上市公司除监事会外还设立了独立董事制度,具体依据的是《公司法》第123条,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所以我国公司机关也是糅合了英美法系和德国公司法对于监督机关的设置制度。

二、公司社会责任概述

(一)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

公司社会责任是现在社会、学术界和 实务界都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公司法》第五条也明确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但是此条规定并未界定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所以只有参考诸位学者对其的文义解释来界定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

企业社会责任按照国内学界通说,是指公司除为了股东赚取利润和营利外,还需要对利益相关者负担的一定责任。刘俊海老师便认为:“所谓公司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是指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应当最大限度地关怀和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⑤]而张士元教授则在“论公司的社会责任”中进行了类似的阐述:“公司在谋取自身及其股东最大利益的同时,从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出发,为其他利害关系人履行某方面的社会义务。”王保树教授也认为无论对社会责任的表述有何不同,但公司社会责任的受益主体却是相同的,包括股东、员工、顾客、供应商和公司所在的社区等与公司经营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群体或个人;所以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可以等同于保护利益相关者。[⑥]综上所述,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可以界定为公司的运营行为不仅是追逐股东利益的最优化,而且对市场、行业竞争秩序以及利益相关者有重要影响,需要承担较大限度的关怀义务和照顾责任。

(二)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分类

上面既然认清了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此部分将明确公司社会责任的外延范围,也即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分类。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外延,国内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虽然多数学者都是参照了阿奇·卡罗尔于1979年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Pyramid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⑦],但是有学者认为公司社会责任就是法律责任(Legal responsibilities),更多学者认为公司社会责任应按照规范来源的不同分为法律责任(Legal responsibilities)和伦理责任(Ethical responsibilities)。笔者在此亦采用多数学者的观点,因为法律责任以国家公权力的强制力为依托,借助于法律手段而强制公司企业落实责任;但是这种责任在法律上难以完全细化,多为原则性规定,当然这也是立法中约束公权力、保护公司私权的需要。此时要实现法律上的社会责任的现实可行性,必须借助伦理意义上的社会责任完成实效的落实和补空。

因此,公司社会责任分为法律责任和伦理(道德)责任,也是体现了公司对于整个社会的经济走向和发展路径的变化而不断增加着积极影响,因为随着公司影响的加深,许多伦理道德责任上升为法律上的责任,需要由法律而非舆论、内心操守和社会评价去调整;随着道德意识的提高,公司的法律上社会责任也深入人心,为人们普遍自觉遵守,此时也可能无需法律规定而可自行运转。故而,作为底线的法律上社会责任,公司是必须履行的,如对职工的劳动法上的责任,对环保的环境法上的责任,对消费者的消费者保护法上的责任等等。但是法律上的社会责任毕竟是有限的,伦理上的社会责任是无限的。公司的社会责任最高境界应是不仅遵守法律义务,而且落实伦理上的道德责任,通过公司经营者的自觉经营活动来保护利害相关人的利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多赢局面。

第一节和第二节分别阐述了公司治理和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这固然是两个不同法学范畴的差异和不同。但是二者也不是毫无关联的,下面将详细分析现代公司治理与公司社会责任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即二者的联系之处。

三、现代公司治理与公司社会责任的逻辑联系

其实,通过上面的表述,公司治理与公司社会责任之间还是存在关联之处,但是这种关联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尚值得探究。统而言之,二者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也即公司社会责任指导公司治理机构的调整和完善,形成公司机关的核心理念;公司治理反过来通过公司的商业实践推动公司社会责任制度的发展,不断明确公司社会责任的外延范围。具体来说,便是公司社会责任作为一种公司治理理念,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设计,并指导着公司的营利活动和使用财富的活动,起到近似价值观的作用;公司治理的机构设置反映着公司社会责任所要求的社会性与伦理性,并进行社会责任的商业实践,从而推动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和制度的完善。

(一)公司社会责任决定着公司治理的组织设计和经营实践活动

公司社会责任理念影响着《公司法》等法律的制定修改,在法律中形成强化社会责任的具体组织结构模式。具体而言,第一,强化公司对劳动者的社会责任体现在公司治理中就是职工监事制度、职工董事制度和职工持股计划。因为职工作为在公司中与股东具有同等地位的利益主体,也是公司的利害相关人,职工的工资高低、福利待遇以及意见的表达都关涉公司的竞争力和经营效果,在公司治理中强化职工与公司的联系是激活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应有之义。

1、职工监事制度

2005年《公司法》修改后,法律直接规定职工监事的比例不得低于1/3。《公司法》第52条、第118条中规定,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具体比例由公司章程规定。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因此职工监事就是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的、负责监事职责的职工。而法律对选任为监事的职工没有任何资格要求,不要求其持有公司股份,也由此职工监事更能体现公司职工的普遍民意。

职工监事制度旨在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也即公司社会责任中对于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中的职工利益的维护。职工监事制度并不局限于保护某一特定的职工法益,而是着眼于职工监事应代表着全体公司职工的利益诉求和参与公司机关权力运作过程的参与权、程序性权益。所以公司社会责任通过确认维护职工利益的理念,影响到立法明确规定公司必须设置职工监事,使其对公司财务、董事会和经理等高管的日常经营行为的监督,避免董事会决议和经理的执行行为损害了职工的正当利益。公司不可不法规避职工监事的设置,因为职工监事制度是立法者公共政策和维护公共利益的体现;如若未设立职工监事的监事会所作决议在内容上存在法律瑕疵,职工有权依法请求法院确认决议无效。

2、职工董事制度

其实,职工不仅仅可担任承担监督职责的监事职务,还可担任在公司经营管理中更加活跃的董事,因为正是由于监事会与董事会是平行的两个公司机关,互相独立,互不隶属,所以监事会的监督职权实际上无法非常有效地遏制董事会职权的滥用;监事会的事后监督性也导致职工也无法真正影响到公司的经营决策。故而,为了更好地实现公司社会责任中对职工权益的法律保护,我国公司法除却设计普遍适用的职工监事制度外,在面向特定公司时设置了强制的职工董事制度。

为何职工监事制度普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公司,而职工董事制度仅适用特殊的国有独资公司和含国有成分的公司?这也是我国《公司法》的“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实质要求,因为股东会中心主义就是要求股东会享有公司的实质决策权和任免董事的权力,所以在关涉公司日常经营实践效率的董事人选任免上,法律不应过于干涉公司法人的意思自治。但国有企业或含有国有成分的公司由于其国有性和公共性的特殊性质,所以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亦是国有经济的题中之义。

就国有独资公司而言,《公司法》第68条第1款规定,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应当”二字已表明强制和硬性的立法要求。就含国有成分的有限责任公司而言,《公司法》第45条第2款要求,对于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两个以上的其他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亦体现了立法者的强制。

当然,对于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立法者采取积极倡导的态度,欢迎和鼓励公司设立职工董事制度,实现劳资双方共赢。

3、职工持股计划,即职工成为公司股东

前述职工监事和职工董事制度都是在职工不享有公司股东资格的情况下,有限度地参与公司治理过程,介入公司的经营决策与监督事宜。[⑧]所以职工利益在某些情况会与股东利益发生冲突,这导致公司也在寻求股东利益和职工利益的协调,最终得出一条更为有效的路径——员工持股计划(Employee Stock Option Plan,简称ESOP)。换言之,维护公司社会责任中职工的利益,不一定需要将职工与股东对立或隔离,而可以使职工不仅是劳动者,而且是公司的股东,劳动者和股东身份二合一。

职工持股计划(ESOP)是通过让职工持有本公司股票和期权而使其获得激励的一种长期绩效奖励计划。职工持股计划扩大了公司资本所有权范围,使公司职工广泛享有资本,其结果就是:在获得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同时,内部职工股股东拥有与公司其他股东同样的投票权和收益权(但没有股份转让权和继承权)。ESOP不仅为职工的退休提供保障,而且提供了一种激励机制,补偿职工工资的不足,激发职工积极性。职工持股计划兴起于50年代的美国并效果显著,而我国《公司法》虽禁止公司回购本公司的股份,但是允许公司为了奖励股份给职工而回购不超过已发行股份总额5%的股份,所以实质上亦是允许职工持股计划的实行。

第二,强化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体现在公司治理中就是,董事在作出经营决策时适当考虑消费者利益,使公司自我落实从研发到生产到定价再到售后的全环节、综合性的消费者社会责任。因为消费者是公司的产品或服务转变为实际利润的购买终端,公司对消费者社会责任的承担也是衡量公司能否尊重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最重要指标;离开消费者权益而谈公司社会责任毫无意义,也无法证明公司是真实的诚信企业。

公司治理中要加强公司职工的业务和道德水准,需要公司管理层加强对职工的职业培训和企业文化熏陶,而非粗放式的管理模式;另一方面,公司董事会和高管要重视精细化管理[⑨],结合公司的消费者责任便是产品生产和质量控制精细化、定价合理化、广告宣传诚信化、营销和售后人性化、信息披露及时性和危机公关尊重消费者权益的特性。这整个流程并非具化到公司机关该如何设置,职能如何分配,而是公司治理的升级和精细化管理的贯彻实行,是公司整体执行能力的提升。

(二)现代公司治理反映了公司社会责任所要求的社会性与伦理性,其商业实践也推动社会责任理论和制度的完善

上一部分所提公司社会责任对公司治理的决定性影响,也恰恰是说明了公司将公司社会责任视作企业的核心文化和经营理念,公司的治理结构正是最突出的表现形式。而公司商业实践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完善则集中于公司面临信任危机后如何重新定义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例如苹果公司在中国的双重标准,摩根大通的雇佣丑闻,葛兰素史克行贿事件,诸多国外品牌奶粉污染事件,福喜肉类供应问题被曝光等等,跨国公司的经营行为已造成负面后果和利益的损失,反而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外延界定和更新起到推动作用,警示公司注重源头质量管控、环境保护和防治过度污染、平等对待消费者的非歧视原则、遵守中国法律与道德秩序等原先并非公司社会责任的新要求和新义务。

跨国公司如是,国内企业亦如是,在面对诚信危机等问题时,应以积极诚恳的态度进行危机公关,以新的社会责任打造公司文化内核,在依法经营基础上主动加强公司道德操守,即刘俊海老师语“资本有伦理,商业有道德”,自觉承担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刘俊海.现代公司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396-459,562-614.

史际春.国有企业法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296-302.

王保树.公司社会责任对公司法理论的影响[J].法学研究,2010,(3).

陈英.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和实践[J].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

楼建波.中国公司法第五条第一款的文义解释及实施路径兼论道德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意义[J].中外法学,2008,(1)

张士元,刘丽.论公司的社会责任[J].法商研究,2001,(6).

王保树.公司社会责任对公司法理论的影响[J].法学研究,2010(3).

汪中求,吴宏彪,刘兴旺.精细化管理[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①] 刘俊海著:《现代公司法》,第396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

[②] 史际春,《国有企业法论》,第294页,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

[③] 正如《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二条所规定,公司的住所是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公司机关实际上实现了公司独立人格的存在。

[④]《公司法》具体规定为,股东人数较少和规模较小的有限公司,可以不设监事会,只设1-2名监事。监事会成员不得少于3人,由股东代表和不少于1/3的职工代表组成,其具体比例由公司章程规定;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

[⑤] 详见刘俊海老师著:《现代公司法》,第562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

[⑥] 王保树:“公司社会责任对公司法理论的影响”,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3期。

[⑦] 卡罗尔把企业社会责任看成一个多层次的结构,包含四个不同的层面,即“企业社会包含了在特定时期内,社会对经济组织经济上的、法律上的、伦理上的和慈善上的期望”。引自陈英编著:《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和实践》,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年。

[⑧] 刘俊海著:《现代公司法》,第600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

[⑨] 精细化是针对过去企业“粗放化”管理而提出的在管理上集约化、科学化过程。精细化管理强调战略目标的细化、分解,以经营绩效的方式贯彻落实,保证全环节细节化管理和全员标准化工作,并将这种“精细”、“精确”的经营思想融入战略方向选择和战略执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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